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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入世的成就与风险——写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周年之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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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作者：吴越 文章来源：《记者观察》2006年12月上半月刊 加入时间：2006-12-11 点击次数： 【 字体：大 中 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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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是应《记者观察》杂志的编辑的邀请而写成的一点感想,刊载于《记者观察》2006年12月上半月刊 。）
公元2006年12月11日正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五周年。这一天，国人似乎没有感觉到需要特别庆祝的。人们还是在按部就班地工作；生意还是照做；地球还是在照样运转。但是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入世这五年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实在是太大而且是太快了，大得来他们无法想象，快得来他们无法接受：他们身上穿的，或许就是中国生产的服装和鞋子；他们办公用的，或许就是中国生产的键盘和鼠标；他们的旅游景点接待的，或许就是购买力很强的中国游客。甚至西方的旅游业人员也不得不学中文，甚至他们也不得不提供中餐，甚至在西方国家一些乞丐也懂得用“你好”来向中国游客祈求施舍。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国家的工厂因为来自中国企业的激烈竞争而倒闭，工人因此失业；中国商人无处不在，中国企业开始大举收购外国公司。尽管这是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正常现象，但是我的一些西方朋友在与我谈到中国时，仍然流露出钦佩、惊讶和与此同时的一种恐惧。
其实，早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敏感的西方人就已经觉察出了中国巨龙经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巨大潜力。2000年的圣诞节，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度假。一名当地人对我说：“在十年前，这里几乎看不到中国人，可是现在，这里的中国人已经有一万多了，照这样下去，恐怕整个巴塞罗那的生意都会被你们中国人占据”。这番话也许有点夸张，不过，如今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世界贸易组织是不完整的；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全球经济也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经济已经成了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西方观察家指出：二十一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这其中，中国和印度的贡献又将是最大的。这也许就是中国的入世给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经济带来的直观变化。
那么，入世五周年之后的中国又将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毫无疑问，入世五周年以后，中国经济在全面对外扩张的同时又将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国人不但能够像现在这样直接购买进口的农产品、化妆品甚至汽车；而且可以直接在外国投资者开办的加油站加油，直接购买外国保险公司的保险，甚至把人民币存入外国在中国开办的银行，甚至可以直接在家门口的西餐厅里享受外国侍者的服务。开放的中国不但在国际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给自身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让国人享受世界贸易的诸多好处。
历史证明，开放的贸易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互利的。其实，从唐代到明末清初这一时期，中国都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之一，因为那时的中国仍然实行较为开放的贸易政策，也因此有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也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壮举。到18世纪末，尽管欧洲人后来居上并占据了经济、技术和军事上的优势，但是西方列强对于中国仍然敬畏三分。1793年，英国派遣特别使团前往北京拜见乾隆皇帝，但是并没有获得任何特许权。不过，清政府后来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换来的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仅仅是意味着中国重新以平等的身份重返世界贸易的舞台而已。照此下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不过，正如闭关锁国政策导致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凌辱一样，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重要标志的开放政策也并非是没有风险；反之，随着入世的五年过渡期的结束，入世的各种风险将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如何看待并应对入世的风险就成了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而这些风险并不限于贸易自身。
大致说来，入世的风险可以分为来自外部的风险和来自内部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可以进一步分为来自直接由入世引发的风险以及入世诱发的伴生风险。
首先是我国入世所直接带来的外部风险。这些风险大多是因为国外的贸易保护政策、消费者保护政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中国经济对外扩张带来的风险。随着中国经济对外扩张的提速，中国企业将面临更多的来自国外的反倾销诉讼、产品责任诉讼以及知识产权诉讼。此外，中国企业在并购海外企业时，也将面临更多的企业合并控制审查。中国的出口产品也将面临更多的环境标准纠纷。这些风险大多是由可以通过正当的外国法律程序或者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的。对付这一类风险，其实并不太难。中国的商人和企业只要树立法律意识，按照程序和规则办事，大多数涉外的贸易与投资纠纷都是可以解决的。政府也可以积极地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化解这一类风险。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入世间接引发的外部风险。这一类风险表面是因为中国入世所带来的，但实际上已经延伸到政治甚至文化领域，因此很难通过世贸组织的规则或者法律途径解决。例如，当中国的产品渊源不断地涌入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国时，就在一些国家激发了排华情绪，如果处理得不好，就可能上升为政治争端。又如，当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参与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的并购竞标时，美国国会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海油收购尤尼科。这些因为贸易引发的政治性风险，显然是无法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的，而必须借助于外交手段以及中国的软实力来解决。所谓软实力，就是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华文化和国人的整体素质形成的国际影响力。上述的风险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仅仅是通过价廉物美的出口产品和并购外国公司等途径来实现中国经济的对外扩张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亲和力的中国文化和高素质的国人为坚强的后盾。事实上，贸易与政治、文化从来就是不可分的。古语说“道不同，不与为谋”就是这个道理。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些西方国家极力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对中国提升软实力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和平崛起的中国形象来赢得贸易伙伴的信任。事实上，国际政治往往是国际经济的延续，反过来说也是如此。值得欣慰的是，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形象正在逐步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同。
除了政治上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贸易外，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实践证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对外贸易，这是因为国与国之间文化的认同和融合能够拉近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首先可以借助于政府的推动，例如在国外举办“中国年”、“中国文化节”、开办孔子学院等。不过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仅仅依靠官方的努力是不够的，而是必须着眼于提升国人的整体文化修养和文化素质。例如，当一家中国公司收购了一家西方公司时，中国上司在其西方的下属面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语言沟通的障碍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给公司管理带来的麻烦；在中国的游客给西方的旅游经济带来勃勃生机的同时，一些中国游客随地吐痰和高声喧哗令外国人很是惊讶和不满。这一切都说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其实是国人面临的长期共同责任。
第三是入世所直接带来的内部风险。入世五年的过渡期结束了，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幼稚工业的保护期结束了，中国企业将面临更多、更激烈的国际竞争。然而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不能完全适应国际竞争。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陈旧的设备、专业素质差的工人和落后的并且是时常受到行政干预的管理模式；在垄断性国有企业当中，我们也主要看到的是做大了的而不是真正做强了的国企。而在民营企业当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大量的短期行为，例如生产仿冒和劣质产品的行径。尽管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但是其自主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从整体上看仍然较为明显地落后于西方企业。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两点。一个是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尽合理，还存在着不利于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体制因素。例如，我国的国有企业还没有形成一个责、权、利相一致的长效的公司治理模式。二是在我国的民营企业当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则是企业文化的缺失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缺位。这是企业追逐短期利益而忽视企业长期利益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本原因。有识之士指出，中国企业要从根本上形成国际竞争力，必须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和商人文化，否则，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将无法形成长效的机制。
第四是入世所诱发的间接风险。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入世这五年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出口拉动的，而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建立在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基础上的。首先，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让我国成了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然而，中国已经提前进入老年社会，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才刚刚开始建设，除非我们放弃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否则在中国不再可能像过去那样诞生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了。因此，如果以五年作为衡量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时间段的话，那么也许过不了几个五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将不复存在。其次，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出口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例如，中国出口的一次性卫生筷是以砍伐大片的树林或者竹林为代价的。国人在为全世界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的同时却不得不忍受越来越肮脏的空气、刺鼻的污水和越来越稀少的森林和耕地。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能否持续，已经成了关系到中国的对外贸易能否持续的两个瓶颈问题。
最后，世界贸易体系要求它的成员国严格执行法律，按规矩行事。然而问题是在中国有法不依的现象还随时可见，行政权力对个人和企业的经济权利的干预也并未绝迹。实践表明，体制因素对国民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是巨大的。高效而廉洁的行政和司法有助于市场竞争规则的形成和以平等、自由为核心价值的企业文化和商人文化的孕育；反之，低效而腐败的行政和司法则将助长以贿赂和官商勾结为核心价值的企业文化和商人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廉政建设和反腐工程也是关系到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议题。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给成员国提供优惠信贷时，那些在政府治理上相对民主与廉洁的国家将获得优先考虑。
这表明，尽管中国入世这五年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所面临的潜在风险也是多方面的并且是值得深思的。
毛泽东说，外因是条件，内因是动力，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今的中国经济在入世之后所面临的风险，其实从根本上说还是来自内部的风险。化解风险的办法也主要在于练内功，即在于构建内部的和谐社会并进而参与和谐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秩序的建设。只要国内的问题解决了，入世所带来的国际贸易风险就相对容易解决，与世界人民的长期友好贸易关系就更容易建立起来。例如，我们强调保护知识产权，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也有助于减少出口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纠纷。又如，我们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强调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这不仅有助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建设一个美好的家园，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发展空间，也有助于减少因为短时间内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而导致的排华情绪。再如，我们强调依法办事，这不仅有助于中国的企业文化的建立，也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的软环境。为此，只要我们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深化体制改革，健全法治，从而建立负责任的和谐大国形象，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与世界人民做更多的生意，也可以结交更多的贸易伙伴；也许再过五年，五十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轮廓将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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