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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学家认为法与善、正义是分不开的：
“法是实现善与公正的艺术。”（塞尔苏斯Celsus /遵从乌尔比安/Ulpian, Dig. 1,1,1）
“法学是正义与非正义的科学。”（乌尔比安，Dig. 1,1,10）
关于1,1, pr. Dig. 1,1的注释是合乎逻辑的：“法来源于正义，正义如法之母；因此正义先于法诞生。”
如果用某个新概念还不能解决问题，无异于拖延问题。相应地，如果认为法应当为正义服务，那么人们必须解释何为正义。同时还要回答：这样的法应当具有哪些内容？如果人们看看法学文献就可以发现，历史上有很多人曾经尝试过这个大课题。在这里，首先也必须弄清楚正义这个词的习惯含义。Gimms德国字典中的答案是这样的：“正义”可以理解为“正确”、“真实”或“有适当的标准或关系”、“符合法、法律或者公正”。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在他的《国家》一书中就这样定义正义：
“公正就是做应当做的事。”
这个观点由柏拉图提出并由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奥古斯丁渗入到罗马法中，从而成为欧洲法律思想和国家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让每个人做他应当做的事，这种意志的稳定和长久对罗马人很重要。首先要承认他人都拥有自己权利的意志。这里的正义是指人的美德（Tugend），也是哲学传统中所谓的心灵美德（Kardinaltugend）。人们常常说公正的法官、公正的老师和公正的父母。在这里，正义被理解为个人符合道德的姿态。它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按照道德的善和要求，诚实可信地扮演社会角色并完成其社会任务。作为美德的主观正义也被称为正直或正派。
人们也在客观意义上使用正义这个词。那么，关于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的规则就应当被认为是道德上的善，并因此值得赞同。人们说公正的惩罚、公正的遗产分配、公正的共同决定权规则以及公正的社会秩序。正义在这里指符合道德的行为的正确结果。乌尔比安（170-223）有这样一段经典论述：
正义是赋予每个人权利的、稳定而持久的意志。
（iustitia est constans et perpetua voluntas ius suum cuique tribuendi）
它指出了这样一层关系：遵循客观正义的人具有（主观的）公正性。这种关系也是（人的）诚实与（客观）现实的关系。
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在其著作《政治》中试图这样确定正义、国家和法的关系：
“正义来自于国家，因为法是国家共同体的制度，而什么是公正的则由法来决定。”
直到今天，这个课题仍然是所有法哲学讨论的主题。
下面所指的正义只是客观意义上的正义，也就是公正的法律规范，而不是公正的人。自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以来，欧洲法律传统就认为，这种正义是所有合法统治的基础（iustitia fundamentum regnorum）。正义在这个意义上是国家（“实证”）法律的，特别是制定法的检验标准。
关于正义的内容和标准问题随着人类的出现就产生了。人们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例如，在圣经旧约全书中）就对它进行着激烈地讨论。这讨论并非没有结果。但是，对正义的准确定义至今还尚无定论。无论是对该概念的普遍特征，还是在个别情况下的具体使用，都存在诸多争论。
下面这个例子指出了正义的相对性：
从前有兄弟三人A、B、C。A和B是手工工匠。C什么手艺都没有。A和B想帮助C，于是让他养羊。A从自己的30头养中拿出5头，B从自己的3头羊中拿出1头给了C。C就红红火火地养起羊来，没想到八年后C突然死去而没有留下遗嘱，这时C的羊已达到132头。A和B养羊没有C那样顺利。在C去世的时候，A有50头羊，B有10头羊。C除了A和B以外就没有亲人。于是，A和B坐到一起商量怎样分这132头羊。但是，当时没有调整民事权利和继承权的法律。A和B越想越是想不出最后的解决方法，因为他们自己想到的及其聪明的朋友们所想到的分配方法实在太多：
方法一：C遗留下来的132头羊A和B各得一半，即每人66头。
方法二：首先每人将自己送给C的羊拿回，即A拿回5头，B拿回头。余下的（132-6=）126头羊，兄弟二人各得一半，即：A：5+63=68头羊，B：1+63=64头羊。
方法三：B建议，应当按照在C开始饲养羊时各人对C的“资助比例”来计算。那么B当时将他1/3的羊给C，而A仅将他1/6的羊给C。那么相应地分配就是1/3：1/6=2：1。即B可以得到88头，A可以得到44头。
方法四：A认为方法三不公平。当他们不能取得一致的时候，一个朋友建议方法三中以其他方式从“资助比例”出发：B当时将自己1/3的羊给了C。他现在就应该得到C的羊的1/3即132：3=44头羊。A将他1/6的羊给了C，相应的他就应该得到132：6=22头羊。余下的66头羊应该友好地分成两部分。也就是A得到22+33=55头羊，B得到44+33=77头羊。
方法五：A建议，应该以当时赠与C的羊的比例为基础，也就是以5（A）：1（B）的方式分配。因此考虑到兄弟俩为C提供的“原始资本”。这样以5：1的比例分配，A得到110头羊，B得到22头羊。
方法六：B提供了一个相反的意见：这里两兄弟的法律行为（A和B为C提供羊）明显与继承存在着“混合”。因此，一半羊按照继承法的观点，而另一半羊则按照提供羊的份额（A：5/ B：1）或者按照资助比例（A：1/6 / B：1/2）来分配，这才是公正的。因此，应当这样分配：
（1）继承法的分配（132：2=66）：A=33；B=33
（2）法律行为的分配：
①按照提供羊的份额：
A：66：6 5 B：66：61=11；
A=55 B=11
②按贡献比例：
A：66：3=22， B：66*2：3
A=22 B=44
在情况①中A获得88头羊，B获得44头羊；
在情况②中A获得55头羊，B获得77头羊。
这样①的结果与方法三背道而驰。因为依据不同，②的结果又与方法五大相径庭。
方法七：一位友好的法官建议，如果A和B都没有给过C羊，那就照下面的方案分配。A的羊由当初的25头羊变成现在的50头，也就是增加了一倍。如果当初是30头羊，现在就应该变成60头羊。因此他现在应该分到10头羊。B的羊从2头变成10头，是原先的五倍。如果是原先的3头羊，现在就应该得到15头。那么B现在应该分到5头。余下的117头羊就平分。每人得到58头羊。最后剩下一头可以用来庆祝分配成功，成为气氛友好的晚餐。
想到的分配方法远不止上述七种。解决方法的多样性和变化性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一种方法才是公正的，或者说若干个解决方法都可以是公正的？对这个正义问题的主要疑问是：
现有的分配方法中哪一个是“公正的”、“更公正的”或者“最公正的”？
多年来，在法理学课堂上，我都让学生们对这些建议初步讨论后进行表决。并对所有解决方法的表决结果都进行统计。在方法一到七中，多数人的选择每年都有很大差别。换言之学生们的正义观有很大的区别，并且每年都有所不同。
首先要注意的是：A和B之间的分配是个规则问题。由于当时没有民法典和成文的继承法，也没有遗嘱和协议可以帮助这两兄弟。所以，这种分配是法律形成（“立法”）的问题，而不是法律适用的问题。
根据法律工作者在历史上和比较研究中所得出的经验，这样的问题通常有多种被认为是公正的解决方法。这些“正义”中没有一个可以单独创造出被普遍认为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因此，分歧就是怎样将它们富有意义地结合起来。换句话说：
法律的调整问题不能按照唯一的（“真实的”）解决方法得到公正地或正确地解决。
为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法，首先要将正义划分为“分配正义”和“平衡正义”。这种划分来自于亚里士多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