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这是鄙人第三次收到博友来信探讨经济法问题的邮件了。昨日欢歌君在来信中提出了有关经济法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具有很大的共性，故将鄙人的回复与昨日欢歌君的来信刊登于本博客，与大家共商。

昨日欢歌君好，

祝贺您与鄙人一样，当上了一名站讲台的教师，而且与鄙人一样，也教点经济法。以下是对您来信提出的某些观点的看法，与您探讨：

首先，您认为，经济法学有日益空洞化和边缘化的倾向，但这不是经济法的问题，而是经济法学研究者的问题。对此我深表同感。窃以为，经济法学如果再不寻求理论的突破，而固守于早已过时的国家干预论的话，那么其空洞化在新的经济时代将更为明显。或许，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干预论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是在所有的部门法学都在为自由和权利呼唤的今天，以国家干预论主导的经济法学显然已经显得跟不上时代了。

其次，鄙人在《经济宪法学导论》一书中指出“经济法学有沦为经济学奴隶的危险”，对此您不敢苟同，因为您认为这不是经济学的错。其实，鄙人在拙作中并没有说这是经济学的错。鄙人也不反对借鉴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结论与研究方法，鄙人所反对的（也即鄙人说上述话的真正用意），仅仅是那种落脚点根本不在法学范围之内的“半经济学、半法学”的怪胎。只要是带有实证性的任何尝试，鄙人都是欢迎的，然而现在的某些经济法论文已经有玄学之虑，严重脱离中国经济的现实，令人不知所云，这当然是鄙人坚决反对的。

第三，您认为，经济法是保护个人自由的法律，但这不一定就是国家干预主义者所反对的立场。诚然，现在的一些以国家干预论为基础的经济法学著述中，我们找不到干预论者公然反对经济自由价值的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您的看法是对的。但是我们不妨反过来设想一下，为什么在以国家干预论为基调的经济法学著述中，偏偏就没有人来呼吁个体与企业的经济自由呢？有哪一本正统的经济法著述详细地论证了个体的择业自由，论证了企业的营业自由？反倒是江平先生等不专门研究经济法的学者论述了营业自由。所以，您说国家干预论者并不一定就反对个体的经济自由，我认为这种假设或许对某些国家干预论者而言是中肯的，但是在他们的经济法学中，究竟是否存在个体自由的价值，究竟进行了多少论证和呐喊，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多少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我们只能说，您的推测没有错，而我的结论也没有错。至于国家干预论者是否在间接地遏制经济自由，这个，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是有自己的判断的。

此外，你还认为，只要还承认国家基于经济职能而应当具有经济职权的话，国家干预就不可避免。鄙人对此不敢苟同。哈耶克早就说过，国家基于法定的职权（包括经济职权）行使对经济的管理职能，这根本就不是“干预”，而是正常的国家（经济）行政行为。倘若把正常的国家行政行为也等同于“国家干预”的话，那么我们倒要反问究竟什么是“国家干预”了？这个国家干预是否太泛化了？国家干预论者至今也没有给国家干预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而科学的定义是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即使将“国家干预”改为“国家管制”或者“国家规制”，其含义在经济法学中究竟是什么也同样是需要严格界定的。

最后，您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见解，由于我对那些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过，故不敢乱评。

感谢您对拙文以及拙作的厚爱和批评。正因为有您这样的年轻学者的严肃批评，才使得鄙人着手进一步完善基于自由的经济法学理论，而这个任务，远远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它是全体经济法学者的共同事业，也是人民为之努力的目标。

祝君学业有成。欢迎随时来信探讨问题。

吴 越

2007年12月3日于成都

附：昨日欢歌君来信（在博客上发布时隐去了昨日欢歌君的真实姓名）

吴老师：

    您好！

    我是某某（网名昨日欢歌）。我是西南政法2000级法律硕士班的学生，导师是某某老师。当时论文答辩时，您是我的答辩老师之一。我目前在四川某某大学法学院工作。

    我一直从事经济法等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平时也一直非常关注有关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我一直感觉经济法有日益空洞化和边缘化的倾向，但是我一直认为，或许这并不是经济法的问题，而是经济法学研究者的问题。

    我完全赞同您和其他学者对经济法学研究批判和反思的主张，不过对于某些反思的理由我不完全赞同。

    例如您关于经济法研究可能沦为经济学奴隶的论断，我不敢分享您的观点。因为我认为这不是经济学的错，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只能为法学研究提供一种方法和视角，而不是结论；然而目前法学研究中所谓法经济学的二道贩子太多了，他们更需要的是结论而不是学习经济学的方法。当然，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抛弃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又支持您的立场。

    再如，您关于国家干预的评判我也无法完全赞同。我同意您认为经济法也是保护个人自由的法律，但是我不认为这就一定是国家干预主义者所反对的立场。

    我以为，只要我们还承认国家基于经济职能而应当具有经济职权的话，国家干预就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坚持认为经济法就是公法。承认经济法是公法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正如承认行政法是公法也不等于政府就可以胡乱行政。借鉴宪法、行政法研究的学术成果研究国家干预的边界、探索国家干预的方式正是国家干预经济所必须考虑的。如果说认为“国家干预”用词太强烈，太容易让人无限联想，那么我可以将干预转换为“管制”或者“规制”。不过我想，无论是干预、管制还是规制，必须建立在一下几个前提之下——

    第一，实现宪政(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不重要，关键是权责对应)；第二，制度设计或者改革方案的实施应当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至少是一种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第三，干预法制化（主要是程序化和公开化）和问责化；第四，真正听取民众的呼声。

    另外要说的是，和很多学者的观点不同，我不认为经济法应当被划归为社会法的领域，甚至我反对社会法的提法。正如哈耶克反对社会正义一样，我也比较反对社会利益的提法（或者退一步，我只在技术上承认社会利益这个概念）。同样的，我还认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概念在本质上也不可区分，二者不过是使用场合和习惯的差异（谁能说清楚金融安全是国家利益还是社会利益？）。但是我承认，现在主张国家干预的很多学者可能还不知道国家该如何干预经济。

    我特别留意到您2006年在《政法论坛》上的那一篇文章和2007年出版的 《经济宪法学导论》。我觉得如果把前者称为解构的宣言的话，后者就是您力图建构的一种尝试了。应当说，您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能够引起我的共鸣，这在我以前的专业阅读中是从未有过的，从这个角度讲，我非常感谢您。

     期待以后能够多多和您交流。

     此致

敬礼

                             某某

                           2007-11-29